壹、前言

當代城市處於機遇與危機的交匯點。一方面，城市是創新、文化與經濟生產的引擎；另一方面，它們卻承擔了環境退化、高溫室氣體排放和社會不平等的嚴重問題。聯合國報告指出，當前全球超過一半人口居住於城市，預計2050年將增至近七成。這種人口分布的轉變，對城市系統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也迫使規劃者需在成長與永續、韌性與公平間尋找平衡。二十世紀的城市發展，深受汽車與現代主義規劃思潮的影響，形成以汽車導向為核心的蔓延式發展。此類汽車導向的城市發展，優先考慮車行效率而忽視人類福祉，其結果是交通擁擠、空氣污染、日益加劇的久坐生活方式，以及日漸破碎的社區，進而加劇氣候變遷，並危害居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Moreno et al., 2021; Nieuwenhuijsen, 2021)。

COVID-19疫情更突顯其城市系統的脆弱性，並加劇了獲取基本服務機會的不平等。城市的封控政策，迫使居民依賴其所在社區的資源，由此揭露了不同社區，在商店、綠地、醫療與教育資源可及性上的落差。在許多城市，富裕地區的居民能夠在步行範圍內滿足日常需求，而邊緣地區則顯現資源不足。疫情也催生了許多暫時性措施，如臨時自行車道、社區級服務與公共空間多功能利用，證明城市能在危機中快速調整建成環境。而這些經驗重新激發了人們對強調鄰近性、韌性與人本設計的規劃範型的關注。

在此背景下，「15分鐘城市」逐漸成為兼具實踐與象徵意義的城市願景。該概念最早由Carlos Moreno於2016年所提出，強調居民應能在家周邊十五分鐘的步行或自行車路程可及範圍內，滿足日常生活的主要功能需求，包括居住、工作、商業、醫療、教育與休閒娛樂(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 Moreno et al., 2021)。另外，15分鐘城市以「時間城市主義(chrono-urbanism)」為概念核心，將生活品質與通勤時間反比地聯繫起來，宣導在鄰里尺度上重新分配功能與資源。15分鐘城市挑戰了20世紀以來以汽車為中心的規劃範型，提出通過建設多中心、自給自足的社區來重塑城市。它不僅為地方生活提供了可行路徑，也作為實現全球永續目標的重要框架(如：圖1)，而受到政策制定者、學者與公眾的廣泛關注。

圖1  15分鐘城市與永續發展間之關係 (圖片來源: 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

儘管15分鐘城市在疫情期間廣泛地獲得關注，但它並非是完全脫離過去的全新產物，而是對長期以來鄰近性及人本規劃理念的再一次演化。無論是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還是Clarence Perry的「鄰里單位」，抑或Jane Jacobs所宣導的「混合功能」與「以人為本」的社區，均反映了對平衡、自足與鄰近性社區的持續追求。15分鐘城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融入了技術創新、空間靈活性和永續性，因而既涵括了歷史延續性，也體現了對當代挑戰的革命性回應。

本文所探討內容包括三方面：首先，描述15分鐘城市的定義與內涵，釐清其核心概念，並與相關規劃概念作區分；其二，追溯15分鐘城市的發展歷程與其理論基礎，揭示其延續性與創新性；其三，透過各國案例，探討15分鐘城市的實踐方式，並結合臺灣城市的獨特性，反思並提出可能的策略。本文旨在通過概念探索、發展歷程回顧、實踐案例和啟示，綜合地探討15分鐘城市的規劃理念與實踐。

 

貳、定義與內涵

「15分鐘城市」一詞看似簡單，卻蘊含複雜且多維的城市願景。其核心主張是：居民能在十五分鐘步行或自行車可及範圍內滿足其日常需求。此一時間門檻值並非隨意設定，而是基於人本尺度的現實考量，反映了人們在日常活動中無需依賴機動車即可接受的出行時間。通過強調「時間」而非「距離」，15分鐘城市將時間主權作為核心哲學，認為減少通勤時間就是提升生活品質，讓居民能將所多得的時間投入於休閒與社區活動之中(Moreno et al., 2021)。

15分鐘城市旨在鄰里尺度，實現六大基本功能，包括居住、工作、商業、醫療、教育與休閒(如：圖2)。其中，居住功能強調住宅與周邊服務的融合；工作功能則涉及分散化辦公場所與彈性工作，如共享工作室、社區聯合辦公點與遠端工作；商業功能強調便利商店、市場與社區零售店的本地供應；醫療功能涵蓋診所、藥局、社區醫療及健康中心；教育功能不僅包括學校與托育，也延伸至成人學習與文化機構；休閒功能則包括公園、運動設施與文化場館。這些功能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社區生態系統，居民無須依賴長距離移動，即可滿足日常生活所需。(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 Moreno et al., 2021)。

圖2  15分鐘城市示意圖 (圖片來源: 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

在實踐層面，15分鐘城市建立在七項相互聯繫的指導原則之上：鄰近性、密度、多樣性、彈性、數位化、連結性和人本尺度設計(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鄰近性確保服務分布於社區尺度內，日常生活需求能夠就近滿足；密度保證人口規模能夠支撐本地商業、公共服務與高效公共交通；多樣性包括土地功能的多樣化以及社會群體的包容性；彈性則強調空間的多功能利用，例如課後時間的校園操場向社區開放；數位化透過智慧科技與大數據優化資源配置與促進市民參與；連結性強調通過步行、騎行和公共交通網絡，實現街區之間的交通路網聯繫；人本尺度設計則聚焦在友善舒適的步行與騎行環境、綠地與公共空間。上述原則不僅定義了15分鐘城市的空間邏輯，也拓展至治理、社會公平與生態維度，將其從理念轉化為實際規劃架構。

與相關的城市理念相比，15分鐘城市既有相似之處，亦有所差異。與「緊密城市(compact city)」相比，15分鐘城市更強調時間可及性而非單純的空間密度；與「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相比，兩者都重視可步行性與混合功能，但15分鐘城市融入了時間城市主義與數位化；與「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相比，後者聚焦於運輸節點周邊，而 15分鐘城市則著重在各社區發展；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相比，15分鐘城市並不以技術效率為唯一導向，而是將數位化嵌入以人為本與公平優先的框架之中(Allam et al., 2022)。

在全球不同城市，15分鐘城市的規劃與實踐，呈現多元化。儘管各地實踐方式不同，但核心理念始終聚焦於鄰近性、可及性與人本尺度設計。15分鐘城市的內涵不僅限於空間的重組，更涉及模式、文化價值與社會公平。它不僅是將商店與診所移到住宅附近，更是重新分配城市資源，從單純追求車行效率轉向優先保障居民生活需求與福祉。它涉及將投資轉向社區改善，賦權公眾參與塑造生活環境，並將公共空間重塑為包容、多功能的場域。因此，15分鐘城市代表了一個規範性的議程，追求更公平、更具韌性與更人本的城市。

 

參、發展沿革與理論思潮

15分鐘城市的提出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延續了都市規劃理論中長期存在的脈絡與追求。縱觀城市規劃史，不難發現「鄰近性」與「可及性」始終是反覆被討論的主題。無論是十九世紀末的花園城市，二十世紀的鄰里單位與現代主義，抑或是二十世紀後期的新都市主義與緊密城市發展，核心議題都是如何在密度、效率、宜居性與流動性之間取得平衡。15分鐘城市的誕生，正是這些歷史經驗與當代挑戰相互疊加的結果。

15分鐘城市的思想源頭，常被追溯到1898年Ebenezer Howard提出的「花園城市」理念。Howard設想建設一系列自給自足社區，每個社區約三萬居民，社區周邊有綠帶圍繞，內部整合居住、就業與服務設施，均可步行到達。花園城市強調分散化與混合功能，希望避免工業城市的擁堵與污染，又能兼顧鄉村的健康環境。儘管後來花園城市運動在實踐中，部分演變為低密度的郊區化，偏離了最初構想，但其強調「在地自給」和「生活圈鄰近性」的思想，與15分鐘城市的目標高度契合。

1920 年代，Clarence Perry 在《紐約與其周邊地區區域計畫》中提出了「鄰里單位」概念。Perry 設計人口5,000至9,000人的社區，以小學為核心，並在步行範圍內設置遊樂場、商店與社區設施，外圍則以幹道圍繞。鄰里單位的設計旨在保障居民能在步行範圍內滿足日常生活需求，減少對機動車輛的依賴。雖然在美國後來的郊區化實踐中，該模式往往被簡化為單一功能的住宅區，並逐漸依賴汽車，但 Perry 強調的「以社區為尺度配置服務」的理念對15分鐘城市產生深遠影響。

二十世紀中葉，現代主義建築師如 Le Corbusier 提倡以效率與秩序為導向的城市願景－光輝城市，強調高樓建築、分區規劃與寬闊道路。「光輝城市」構想以汽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將居住、工作與休閒完全分隔。這種模式固然提升了衛生與光照條件，卻導致城市蔓延、空間單一化與嚴重的汽車依賴。今日的15分鐘城市正是以修復這種現代主義遺產為目標，重新將人本尺度置於核心(Moreno et al., 2021)。

1960 年代起，對現代主義的批判逐漸興起，其中以Jane Jacobs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最具代表性。其強調城市的活力來自密集、多樣的鄰里和短街區，而不是單一功能的巨型建築。Jacobs 主張「街道之眼」，即通過混合功能和公共空間的日常互動來保證安全與活力。她的理念為 15分鐘城市的「多樣性」與「人本尺度設計」提供了理論基礎。

晚近的幾個運動也為15分鐘城市奠定基礎。1980至1990年代的新都市主義，倡導步行性、混合用途與緊密發展社區，藉此對抗城市蔓延。但其多數實踐在新開發區，未能充分解決既有城市結構改造的困境。大眾運輸導向型發展(TOD)則由Peter Calthorpe在1990年代提出，強調在軌道交通站點的周邊，建設高密度混合功能社區。TOD將鄰近性與區域交通相結合，但它仍以節點為核心，而非分散式的全域生活圈。另外，緊密城市的發展模式，尤其在歐洲廣泛應用，強調高密度、混合功能與永續交通，旨在降低能源消耗與碳排放。

近年，Carlos Moreno提出的「時間城市主義」，是理論上的重要創新。其指出城市生活品質與通勤時間呈反比，長時間的通勤意味著健康下降、幸福感減弱與社會互動減少。15分鐘城市提出，通過在十五分鐘範圍內配置「居住、工作、商業、醫療、教育與休閒」六大核心功能，讓居民重獲「時間主權」，進而重建時間的公平性與生活自主性(Moreno et al., 2021)。

另外，COVID-19疫情加速了15分鐘城市的傳播。封控措施迫使人們依賴所在社區，使得不同街區在資源配置上的差異格外突出。同時，許多城市迅速採取措施：如巴黎擴展了自行車道，上海推動「15分鐘社區生活圈」，巴塞隆納繼續推進超級街區。這些實踐不僅證明 15分鐘城市在危機中的適用性，也為其作為長期永續戰略提供了實驗場(Nieuwenhuijsen, 2021)。

此外，15分鐘城市與全球政策議程相呼應。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11，強調建設包容、安全、韌性和永續的城市，關注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務的可及性。C40 城市聯盟將15分鐘城市視為後疫情「綠色與公平復甦」的重要策略之一。Allam et al. (2022)則指出，15分鐘城市能通過減少排放、改善空氣品質與增強社會凝聚力來促進公共健康。因此，15分鐘城市不僅是地方層面的規劃理念，更是全球因應氣候變遷與社會挑戰的策略。

 

肆、規劃原則與方法

雖然 15分鐘城市作為願景引人注目，但其落實仍必須依靠一套可操作的原則與方法，才能將抽象理念轉化為具體實踐。這些原則提供了規範性的方向，而方法則是規劃與設計的工具，確保各城市能有效評估、推動並檢視進展。

15分鐘城市的核心原則包括七個面向，分別是：鄰近性、密度、多樣性、彈性、數位化、連結性與人本尺度設計(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鄰近性強調將日常服務分布於社區層級，確保居民能在地解決日常需求。密度則提供維持商業與公共服務所需的人口門檻與經濟活力。多樣性涵蓋土地利用的混合，以及不同收入與文化群體的社會包容。彈性意味著空間可多用途使用。數位化透過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提升服務效率與市民參與。連結性確保社區之間透過大眾運輸與慢行系統相互整合。人本尺度設計則重視街道的步行與騎行友善、公共空間的可達性與綠地配置公平性，以促進健康與社會互動。

要實現這些原則，需要多種方法相互支撐。首先是可及性分析。借助地理資訊系統，規劃者可以測算居民是否能在十五分鐘內步行或騎行到達學校、診所、公園或商店。如Wu et al. (2021)在上海利用搜尋點(point of interest, POI)資料、道路網路和人口分佈，構建供需比對模型，來評估服務是否均衡。

其次是土地使用與分區改革。傳統分區制度，多將住宅、商業與工業區作分隔，因此，導致交通距離過長。15分鐘城市則要求混合使用/混合功能分區，透過鼓勵一樓設置零售或服務設施、複合式社區和舊建築再利用等方式來實現，並透過包容性分區確保社會多元與居住公平。

交通與出行方式的調整也是關鍵。實施15分鐘城市規劃，意味著要將道路空間從汽車讓渡給行人與騎行者。巴黎在疫情期間迅速擴展自行車道，巴塞隆納通過超級街區限制車輛通行、釋放空間給行人與社區居民。這些措施不僅需要空間的改造，也需要政治上的決心，去面對根深蒂固的汽車優先的文化。

公共空間的多重利用，展現了彈性原則。巴黎的學校操場課後開放為公園，巴塞隆納的十字路口改造為廣場。這些案例證明有限的都市空間，也能透過創意使用來滿足多重需求。這些多功能的公共空間，在土地緊缺的城市尤為重要。

社區參與是落實15分鐘城市的治理方法。居民是社區活力的實際生產者，因此參與式規劃至關重要。通過社區會議、數位平台和參與式預算，居民能夠共同設計公共空間、識別服務缺口，並參與資源管理。這不僅提升了政策的合法性，也增強了社會凝聚力。

數位工具則逐漸成為推動 15分鐘城市的基礎。感測器可監測交通流量與空氣品質，應用程式提供即時服務資訊，數位平台支援公民參與及回饋。人工智慧能優化資源配置並預測需求。但數位化也伴隨隱私與數位落差的風險，需要謹慎處理。

然而，在實踐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挑戰，如規劃所需的資料數據不足、治理分工零散導致跨部門協調困難、鄰近性改善可能帶來仕紳化和社區排擠效應、汽車文化根深蒂固所導致行為改變的困難；此外，城市與鄰里尺度之間的模糊性，也使規劃目標難以界定(Khavarian-Garmsir et al., 2023)。

儘管如此，15分鐘城市的原則與方法仍為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它們將鄰近性、多樣性與人本設計的規範性理想，轉化為具體的土地利用、交通、公共空間、治理與技術等具體措施。透過這些方式，城市能夠從理念走向實踐，為居民創造更多時間主權、增強社區凝聚力，並實現永續的生活品質。

 

伍、案例研究

15分鐘城市的實踐在全球呈現多樣化的方式，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城市形態與治理結構，決定了各城市在實施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與所面臨的挑戰。巴黎、波特蘭、墨爾本、上海與巴塞隆納是五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它們展示了15分鐘城市規劃上的多樣性、彈性與複雜性。

巴黎常被視為當代 15分鐘城市的象徵。該理念由 Carlos Moreno 首先提出，並在市長Anne Hidalgo於 2020 年連任競選時成為核心政見。巴黎歷史上許多街區都具備高密度與混合用途的特點，但也長期受困於交通壅塞與汽車依賴。在Hidalgo領導下，巴黎推動大規模自行車基礎設施建設，疫情期間臨時設置的「coronapistes」自行車道更象徵其決心。同時，公共空間被重新規劃，形成多功能場所。市政府亦鼓勵在地商店與診所的社區佈局，試圖實現日常需求服務的去中心化。巴黎的案例展示了15分鐘城市，如何被用作政治願景與社會動員的工具。然而，挑戰依舊存在，包括中心區的仕紳化、不同街區資源分佈的不均衡，以及汽車駕駛者的抵制等(Moreno et al., 2021)。

美國的波特蘭則以「20分鐘鄰里」的形式，實踐15分鐘城市概念。該構想納入2009年《氣候行動計畫》，目標是確保大多數居民能在二十分鐘步行範圍內滿足日常需求。波特蘭通過綜合規劃、公共交通投資和土地利用改革來推進。軌道交通與公共運輸路網擴展、自行車道完善，並結合混合功能分區，促進了鄰近性。城市也重視公平，將改善重點放在弱勢社區。但其實踐效果不一，中心區改善明顯，郊區仍依賴汽車出行。而波特蘭的經驗，揭示了在北美蔓延式城市格局下，實施15分鐘城市規劃的艱難與潛力。

澳洲的墨爾本則在《墨爾本計畫2017–2050》中正式納入「20分鐘鄰里」理念。其核心目標是透過活動中心的設立，將商店、服務與交通集中於當地，減少長距離通勤並促進社會凝聚。郊區如Croydon South的試點計畫，展示了步行改善與社區參與的結合。城市還通過增加樹木與公園來強化宜居性與生態韌性。儘管墨爾本在戰略層次展現領導力，但低密度郊區的改造仍是困難。汽車導向的開發模式與治理分散性制約了進展，然其長期戰略願景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引領作用。

上海則以「15分鐘社區生活圈」的形式制度化15分鐘城市之概念。根據《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 2017–2035》，居民應能在十五分鐘步行範圍內獲得基本服務。研究者利用 POI、道路網絡與人口數據建構供需模型，發現中心城區的服務便利性明顯優於郊區，且部分外圍地區出現設施過剩與需求不符的情況。因應之道包括重新分配資源、提升基層醫療設施，以及鼓勵社區型商業。上海的經驗突顯數據驅動規劃的潛力，但由於其治理模式偏向自上而下，社區參與仍不足。如何兼顧公平並避免過度建設，是未來的重要挑戰。

巴塞隆納的「超級街區」則是另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實踐。該計畫通過將汽車限制在街區外，將內部道路轉為步行、騎行與社區活動空間，釋放出大量公共空間，用於綠化走廊、遊樂場和社交場所。儘管早期遭遇居民與商家的抵制，但隨著更多社區的參與與適應，政策逐漸獲得支持。不過，仕紳化與治理複雜性仍是隱憂。巴塞隆納的經驗表明，大規模公共空間再分配，雖然具備巨大健康與環境效益，但也需要長期協商與制度創新。

五個案例展示了一些規律。政治領導與願景是巴黎與巴塞隆納成功的關鍵；將15分鐘城市融入總體規劃，是墨爾本、波特蘭與上海的優勢；基礎設施再分配體現了巴黎與巴塞隆納的魄力；資料驅動的路徑在上海尤其突出；公平問題則貫穿所有案例。由此可見，15分鐘城市並非一成不變的藍圖，而是一個需要因地制宜、不斷調整的規劃方式及策略。

 

陸、對臺灣城市的反思與啟示

「15分鐘城市」在巴黎、波特蘭、墨爾本、巴塞隆納與上海等城市已有具體實踐，並逐漸成為全球都市發展的新趨勢。然而，當這一概念被引入臺灣時，既呈現出一定的契合度，也暴露出需要在地化調整的挑戰。

臺灣是東亞城市化程度極高的地區，超過八成人口居住於城市。臺北、臺中、高雄等大城市具有人口高度密集、土地混合使用與街道生活活躍的特徵。便利商店、夜市、學校與診所幾乎遍布各社區，使居民日常需求多能在步行距離內獲得滿足，這些特徵本身與 15分鐘城市的理念高度契合。然而，機車的普及使用，除了顯示其靈活與低成本的出行方式外，也因此造成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與安全隱患，進而削弱了15分鐘城市在臺灣的實施條件。

交通環境的複雜性是臺灣的一大挑戰。與巴黎或波特蘭相比，臺灣的街道同時承載汽車、公車與大量機車，使自行車難以成為安全且主流的通勤工具。雖然許多城市廣設YouBike，並開闢自行車道，但多數市民僅將其視為休閒或購物工具，而非日常通勤方式；另外，目前不少道路並未設有專門的自行車道，對騎行者有所不便，使其必須與汽機車爭道，增加了騎行的危險性。此外，臺灣夏季炎熱多雨的氣候，也限制了自行車通勤的舒適性與普及度。若要落實15分鐘城市，未來必須透過創新基礎設施突破，例如高架專用自行車道或具遮蔽功能的自行車專用道，以降低安全風險並調適氣候所產生的不便。

都市功能結構亦限制了15分鐘城市在臺灣的全面落實。以半導體為代表的科技產業，帶動大型科學園區的形成，而園區多與住宅區分離，使得「居住與工作在十五分鐘範圍內」的要求難以達成。然而，若聚焦於教育、醫療、購物與休閒功能的在地化，則相對可行。事實上，校園、診所與零售服務已廣泛存在於各地社區，只需透過更合理的交通設計與公共空間配置，即可提升居民便利性並推進社會公平。

塞車問題亦突顯了15分鐘城市在臺灣施行的急迫性。臺灣居民因塞車導致時間損失、污染惡化與情緒壓力。若能透過15分鐘城市規劃，縮短遠距通勤依賴，並引導部分需求在社區層級解決，不僅有助於交通疏解，也將改善空氣品質與居民生活品質。

在公共空間層面，臺灣街道雖充滿活力，但人行道普遍狹窄且常被機車和商家佔用。若能效法巴黎與巴塞羅那，重新分配街道空間，擴大綠地與步行區，將大幅提升城市宜居性。校園操場、廟埕與河濱空間皆可透過「多功能利用」成為共享平台，不僅豐富居民活動，也能增強城市對高溫與洪水的韌性。

公平性亦是15分鐘城市在臺灣必須正視的問題。核心城區的資源相對充足，但郊區與鄉村的醫療、教育與交通卻存在不足現象。臺灣已邁入高齡社會，如何讓老年人在社區內即可獲得醫療與照護，是15分鐘城市的一項重要課題。透過在社區層級強化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不僅能減少弱勢群體的負擔，也能實現「生活便利的人人平等」。

數位化則為臺灣推動15分鐘城市提供優勢。臺灣資訊基礎設施完善，有能力運用大數據與智慧治理，進行服務可及性評估與資源優化配置。但仍需防範數位落差，避免高齡者或弱勢群體被排除於數位參與之外。

最後，治理碎片化是15分鐘城市在臺灣落地的重要障礙。當前交通、醫療、住房與環境政策多由不同部門分工，缺乏整合。若要有效推動15分鐘城市，必須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並強化居民參與。透過參與式預算與社區論壇，居民可直接影響資源配置，確保政策貼近需求。

綜合來看，臺灣的高密度與混合功能格局，使其在某種程度上天然契合15分鐘城市的理念。然而，機車依賴、氣候挑戰、資源不均與治理碎片化，是必須克服的障礙。15分鐘城市在臺灣並非簡單的移植，而是一個需要在地化轉譯的框架。若能以「以人為本」與「時間公平」為核心，並透過創新基礎設施與制度改革來突破瓶頸，臺灣有潛力成為全球鄰近性規劃的典範，並在改善塞車困境、促進健康生活與推動社會公平方面發揮示範作用。

 

柒、結論

15分鐘城市代表了城市規劃史上重要的一次演進。它既延續了「鄰近性」與「人本尺度」的歷史傳統，又通過數位化與韌性理念回應了當代挑戰。15分鐘城市的哲學基礎在於：生活品質與通勤時間成反比，其實踐願景是居民能在十五分鐘步行或騎行範圍內滿足日常所需。

從歷史脈絡看，15分鐘城市承續了花園城市、鄰里單位、混合功能社區，以及緊密城市發展的原則。但它又有創新，包括：引入時間維度，強調「時間主權」，並結合智慧技術實現治理。它既是「演進的」，也是「革命性的」，因為它在延續歷史理念的同時，亦回應了氣候變遷、健康不平等和城市韌性等當代危機。

從文中所介紹的五個15分鐘城市案例，展示了其適應性與挑戰。對於臺灣而言，15分鐘城市不僅是一個外來概念，更是一個本地創新的催化劑。高密度與混合功能的基礎條件讓臺灣具備先天優勢，但機車文化與治理分散帶來的矛盾亟需解決。透過重視步行與騎行、公共空間多功能利用、均衡醫療教育資源與引入參與式治理，臺灣城市有機會成為全球15分鐘城市實踐之範型。

最後，15分鐘城市並非僵化的藍圖，而是一個需要適應當地情境的彈性規劃。它的成敗取決於公平性的保障、治理能力的整合與市民的深度參與。若能以包容性、韌性與人本價值為導向，15分鐘城市將可重塑居民的時間主權，強化社區凝聚力，並推動城市永續發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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