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非自然: 以開放空間重構都市韌性基盤

在國際事務所執行景觀與都市設計專案時，我們常談到開放空間先行(Open Space First)的設計流程: 設計的起點不在於建築量的計算與配置，而是優先確立開放空間、藍綠系統的原則與骨架。這樣的策略並不是基於空間美學的優先順序，而是將開放空間視為支撐城市運作的基礎系統，用來面對我們所處的環境風險以及降低開發的不確定性。

圖1 以開放空間先行的城市設計草稿 (圖片來源:蕭宇昂)

而當我們試圖將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放入高密度開發的城市空間時，必然要去面對學術定義與實際操作之間的落差。根據IUCN的定義，NbS的核心在於利用自然生態系統來應對社會挑戰。但在高度都市化、有汙染遺留、或者環境紋理已極度破碎的場域當中，單純的「自然」很難是主動解決都市問題的主體。如果只是在空間中尋求綠化這類表象的生態特徵，這樣的操作手法在面對都市壓力時是無法真正發揮作用的，在這樣的實務觀察中，導出了一則命題: 景觀非自然。

景觀非自然並非在否定自然價值與生態導向 ，而是專業上的釐清: 城市中的自然，早已是被高度設計、工程化並且納入城市空間生產體系的一環，是被「建構的自然」。就如 Elizabeth Mossop在Landscape of Infrastructure中所提及，如我們一昧地接受「自然式景觀」(Nature-landscape) ，並認為這是好的、美的，將會導致脫離對專案更具體的解決策略，掩蓋了它所承擔的關鍵技術角色。因此，景觀設計師的挑戰不會是在城市中復刻理想浪漫的自然場景，而是如何將那些不可控的環境過程(Environmental Processes)，轉譯成一套具有韌性且可管理的技術系統。

這種「非自然」的系統觀，是我們在面對不同場地限制時，自然形成的技術共識。通常在專案中未必會以NbS作為標籤或者方法論的起點，因為在真實情況下，面對到的是複雜且高度限制的城市場域，設計團隊首先必須回應的是氣候、水文、土壤、社會與生活等各類需求。但當我們以開放空間視為基礎系統的邏輯進行操作時，最終產出的成果能穩定的發揮並承載生態服務的功能，這恰恰也與NbS的目標產生交集。

本文嘗試從不同尺度的專案經驗來分享「開放空間先行」這套邏輯在真實城市中的實踐。在宏觀尺度上，它往往體現在對藍綠基盤與城市韌性結構的優先思考；在中觀與微觀尺度中，則更貼近了針對氣候、水文、場地條件的回應與調整。這些層級未必是截然分開的方法，而更像同一種流程系統在不同情境下的延伸。

宏觀尺度: 舊城再生與棕地轉型

以深圳羅湖公共區域再生計畫為例，其所面對的並非單一場地或單點更新，而是一個高度成熟、長期被交通設施與產業用地切割的城市核心區。由於早期規劃不周以及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導致這個舊城區面臨許多問題，包括交通系統能力下降、經濟性變差、城市面貌老舊以及城市功能不符現代需求等。業主則希望透過一次的城市設計與更新，將此區域重新打造。

在此專案中，設計團隊將公共空間視為城市更新啟動的前提，並未從建築或功能配置切入，而是重新梳理既有的鐵路走廊、河道系統、街道系統，將其重新組織成一套可被使用的公共領域網絡，再進而運用公共開放空間和交通樞紐來催化整個城市區域的開發轉型。這並非基於美學的優先權，而是一種結構修復的策略：若不先解決破碎的交通紋理與環境限制，單點的建築開發將面臨基礎設施超載與韌性不足的隱患。

圖2 深圳羅湖公共區域再生計畫 (圖片來源: Sasaki Associates, Inc.)

圖3 以交通走廊引導城市再組織 (圖片來源: Sasaki Associates, Inc.)

透過開放空間先行，實際上是在降低開發的不確定性，將不可控的歷史遺留轉化為具備確定性的開發基盤。後續的城市機能、土地開發與建築的介入，都是可以在一個已經被確立的城市骨架上進行，而非各自回應短期需求，也保有未來彈性改變的空間。在這樣的操作下，景觀不只是承載城市活動的背景，而是直接介入城市運作的邏輯與空間構成。

另一個專案則是上海世博文化公園，面對另一種宏觀尺度的挑戰：後工業棕地所遺留下來的環境風險與長期修復問題。基地長期的工業使用，使土壤與地下水受到污染，設計團隊並未提出全面挖除，而是將修復視為一個必須在此公共空間長期共存的過程。透過地形設計、植栽修復、人工濕地與水循環系統的整合，將汙染治理、雨洪管理與城市市民的日常使用納入同一套空間結構當中，使公園成為一個能持續運作的環境系統，而非一次性的綠地建設成果。

在這樣的策略下，景觀的角色不再只是將工程成果轉譯為可見的形式，團隊必須在專案初期須花費很大的力氣去整合不同專業所提出的限制與需求。與土壤顧問探討修復策略、污染程度與時間尺度，這直接影響空間分區、地形處理與植栽配置；而溫室系統與水循環設施的建構，也需要在與建築及水環境團隊的協同下，才能同時回應技術性能與公共空間的使用條件。

圖4 開放空間與土壤修復結合策略 (圖片來源: Sasaki Associates, Inc.)

兩個專案的尺度與類型雖然不同，但都指出一件事：將開放空間置於設計流程的前段，並不是為了確保某種必然的成功，而是為了在高度複雜與不確定的城市環境中，建立一個更具韌性的起點。它改變的不是結果的絕對性，而是風險的分布與未來調整的可能性。

中觀尺度: 將環境條件轉為策略支持

在極端氣候背景下，城市開放空間不再只是提供活動的場地，而必須具備與環境條件共存、調節並恢復使用性的能力。於熱帶季風氣候下的三亞崖州灣科技城中央公園中，設計團隊將高溫、高濕與短時強降雨視為前提條件，開展一系列的設計策略。透過風熱模型分析與場地模擬，規劃通風廊道、遮蔭系統與雨洪調節策略，使公園在炎熱環境下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舒適度與使用強度。

植栽配置並非單純的綠美化工程，而是依據微氣候條件進行策略性分區：在暴曬且風速不足的區域，以高大喬木形成林下遮蔭；在具盛行風向優勢的位置，調整植栽層次以保留氣流通道；於陰涼卻滯風的空間中，減少中層阻隔以促進空氣流動。這種回應風場與日照條件的操作，使景觀成為一種動態的氣候調節介面，而非靜態的視覺配置。

圖5 風熱模型分析結合開放空間框架 (圖片來源: Hassell+UPDIS)

在硬體策略上，公園透過結構性遮蔭系統與水循環機制整合，強化降溫與蒸散效應。地形、水體與植栽不再是彼此獨立的元素，而是被組織為一套可協同運作的微氣候系統。透過科學模擬與空間配置的調整，公園得以延長可使用時段，提升公共空間的實際利用率。從資產績效的角度觀察，這種氣候調校並非單純提升舒適度，而是直接影響公共空間的社會產值與周邊發展潛力，使景觀投入從成本支出轉化為長期價值。

另一個與三亞截然不同，是氣候極端乾熱的中東舊機場公園專案經驗。在極度缺水與高蒸散條件下，設計策略不再著重於排水與降雨管理，而是如何將每一滴降水視為資源加以保留與再利用。透過全域集水、地下蓄水與精準滴灌系統，水分被導引至根區並減少蒸發流失。設計亦避免大尺度明水面所帶來的蒸散耗損，轉而透過遮蔭結構、高反照率材料與局部降溫裝置，建立節水且抗熱的環境調節系統。

無論是熱帶濕潤或乾熱沙漠環境，中觀尺度的實踐都揭示一個共同特徵：開放空間並非自然條件的被動容器，而是將氣候、水文與環境限制轉譯為可操作的空間架構。

這些實踐的經驗在試著證明，景觀設計並非單一功能的堆疊，而是針對環境風險的策略性轉譯。無論是熱帶的水文調節或是乾熱區的微氣候改善，景觀已從純粹的美學配置，轉向具備情境應變能力的技術基盤。這使得城市公共空間在面對日常使用與極端環境事件時，能展現出更強的韌性，並在複雜的環境波動中提供一套相對可控的運作秩序。

微觀尺度: 基地脈絡的延續

白鵝潭展示中心景觀位於珠江後航道旁的舊工業場址，其改造並非孤立的單點更新，而是整體珠江濱江貫通與花地灣區域景觀規劃中的首開區。設計團隊最初所處理的，是整條濱江公共界面與區域景觀結構的重組；展示中心所在場地，則成為這一宏觀框架中率先落地的節點。這樣的前提，使白鵝潭的微觀設計並非自成體系，而是整體系統邏輯在局部尺度上的具體轉譯。

場地過去由倉庫、工廠與碼頭構成，大量硬質鋪面與垂直堤岸使人與水的關係被切斷，也削弱了空間的生態與社會價值。改造策略並未採取全面剷除與形式重置，而是透過對既有構築物與自然條件的重新判讀，重組場地秩序，使歷史紋理成為新公共空間的一部分。

設計核心提出「榕樹融城（Living with Ficus）」的策略，完整保留沿水道分布的榕樹群，使其成為遮蔭、生境與地景識別的主體。榕樹不僅提供微氣候調節，更在視覺與記憶層面維繫了場地與珠江水岸文化之間的連續性。護岸、欄杆與鋪面細節轉譯了工業構築的語彙，使倉庫立面與碼頭結構的歷史痕跡在新空間中被重新詮釋，而非被抹除。

在設計評估過程中，團隊亦意識到，若公共空間僅止於景觀綠化與展示性空間，將難以形成穩定而持續的公共使用。因此，在整體規劃邏輯下，團隊建議導入河岸咖啡廳等可持續營運的生活設施，使水岸空間成為可停留、可互動、可消費日常時間的場域。這並非單純的商業附加，而是對公共空間長期運作條件的回應：缺乏活動強度與社會黏著力的場域，最終往往無法維持其公共性與永續潛力。

圖6 開放空間催化下的河岸節點形成 (圖片來源:Sasaki Associates, Inc.)

在空間組織層面，展示中心廣場、水岸步道與濱江慢行系統被整合為連續的公共網絡，將城市與河岸重新連結。場地既有材料被重新利用於鋪面與景觀構件之中，降低隱含碳排放並保留場地記憶；新植本土物種與雨水花園等設施，則提升場地對水文變化的調節能力。這些細部策略，使微觀尺度的材料、植栽與構造，不再只是形式處理，而是系統運作的一部分。

圖7 材料再利用與成本效益量化分析 (圖片來源:Sasaki Associates, Inc.)

白鵝潭的實踐顯示，微觀尺度並非意味著小規模或局部操作，而是在既定的城市框架之中，將宏觀結構轉譯為可被使用、可被管理的空間條件。景觀在此既不是自然的再現，也不是單純的形式設計，而是將歷史場地、環境限制與社會需求整合為一套能夠持續生成公共價值的空間機制。這種在細部層級中完成的結構轉譯，正是「景觀非自然」在微觀尺度上的具體體現。
從美學附屬到城市驅動的韌性未來

綜觀這些不同尺度的專案，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路徑：將藍綠基盤作為城市開發中的基礎框架。這種將景觀作為城市驅動力的觀點，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論點，而是過去三十年來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 Urbanism）持續探討的主題 。誠如 James Corner 所提出的，景觀應被理解為一種具有生成力的基礎結構與場域系統，而非靜態形式（Corner, 1999）。若從實務操作的角度延伸，這種系統性的思維往往體現在對開發順序與優先性上。

這也回到了「景觀非自然」的這個命題。在這些實踐案例中，自然不再是復刻浪漫場景的裝飾，而是被高度設計、工程化並與城市維護機連結的技術系統。景觀設計師作為轉譯者，透過對環境過程的分析介入，使自然解方（NbS）得以跨越學術定義與高難度場域之間的落差。當我們不再受限於「自然式」的美學框架，NbS 也能從表象的綠化包裝，轉化為具備實質環境服務功能的韌性資產。

當然，開放空間先行並非應對所有城市困境的萬靈丹。在土地權屬複雜或開發邏輯已多種鎖定的實務中，將景觀作為引領開發的框架往往面臨制度性的阻礙。因此，開放空間先行應視為一種在高度不確定性的都市環境中，提升永續、韌性更或者是部份NbS可操作性的結構性方法，而非其唯一的實踐路徑。

景觀建築學在當代的轉向，是從美學附屬轉換到對城市基礎設施建構的邏輯。透過對介入順序的調整，景觀有極大的潛力能成功將自然過程轉譯為支撐公共生活的穩定介面。在氣候壓力與發展需求併行的未來，這種具備韌性且相對可控的空間機制，將是確保城市在變動中持續運作的關鍵。

備註:
本文所提及之專案案例均為作者任職於 Sasaki Associates, Hassell limited 期間所參與之公開專案。相關專案之設計成果與智慧財產權均屬原公司所有。本文僅基於公開資料與作者個人專業經驗進行分析與討論，不代表原公司立場，亦未涉及任何未公開或機密資訊。
The projects referenced in this article were undertaken during the author’s tenure at Sasaki Associates and Hassell Limited, and are publicly released works. All design outcom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lated to these projects remain the property of the respective firms. This article is based solely on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nd the author’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purpose of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positions of the former firms, nor does it disclose any unpublished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參考文獻

1. Corner, J. (1999). Recovering landscape: Essays in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 Waldheim, C. (2006).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3. Mossop, E. (2016). Landscape of infrastructure. In C. Waldheim (Ed.), The Landscape Urbanism Reader (pp. 163-178).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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